中美创新的神话与现实
作者：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 罗思义
创新无疑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正因为这个问题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了解影响创新的过程与决定因素，而非迷信创新的神话，就非常重要。
关于创新的神话是，由于创新来自“个人灵感”，因此其可以替代大规模资本投资。实际情况显示，事实完全相反。创新生动地印证了“任何事物不会凭空发生”这个道理。大量最基本的创新是由大企业和政府实施，小型初创企业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依赖其与大型研究机构的密切关系，比如斯坦福大学是美国硅谷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简而言之，创新是大规模直接与间接研发财政投入、教育与资本投资的产物。下文部分节选自我的的新书《 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特别分析了影响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创新的决定因素。结合美国经验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有利于透彻地了解何谓影响创新的决定因素。
创新与增长核算方法
分析经济基本面更易了解创新对中国至关重要的原因。就西方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而言，经济的供给侧投入是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TFP）。更现代精确的的增长核算方法版本加入了反映劳动分工细化的“中间产品”——一个行业的产品是另一个行业的投入。TFP是反映创新发展的指标之一。
分析这些基本面，就会立即明白为何创新对中国经济如此重要的原因。对大多数经济体而言，拉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的重要性递减排序如下：
第一重要的因素是中间产品；
第二重要的因素是固定投资；
第三重要的因素是劳动力投入；
第四重要的因素是TFP。
在高新技术革新时期，各要素重要性的相对顺序显而易见。如图1所示，在1977-2000年美国信息技术革命期间，中间产品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2%，固定投资为24%，劳动力投入为15% ，TFP为 9%。
创新对中国劳动力低速增长的作用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中国的经济模长模式和大多数经济体显著不同。这意味着，劳动力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很小。这也与宣称“劳动力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说法完全相反。
事实上，只通过最基本的计算，甚至无须运用复杂的统计方法，就可明显看出，劳动力增加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甚微。从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到2012 年，中国15—64 岁（国际定义的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7%，同期中国GDP 年均增长率为9.8%，几乎是人口年均增长率的6 倍。也就是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仅相当于中国GDP年均增长率的17%。这本身足以说明，“中国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投入，中国的发展主要由人口因素决定”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更详细的分析显示，劳动人口平均工作量呈下降趋势，因为经济变得更为发达时，人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教育上，意即平均工时呈下降趋势，假期变得更长等等。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会得出“劳动力投入增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特别低”这一更为惊人的结果。比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若恩和孙琳琳对中国与所有主要经济体的研究证实，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因素是中间产品。如图2所示， 1990-2014 年期间其他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劳动力投入仅为6% ，固定投资 为65%，TFP为 29%。
“劳动力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小于大多数经济体”是中国经济的特征。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劳动人口年龄下降的影响，导致未来中国劳动力供给面临下行压力的事实将加剧这一特征。
中国人口问题并非象有些文学作品所描述的那样严重。称“中国将会未富先老”的说法纯属谬论，我也在《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对此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相反，只要效仿其他领域的正确政策，中国将会未老先富。改善人口因素所带来的问题包括两种途径：中国的退休年龄异常低，男性为60岁，女性为50-55 岁——这是中国预期寿命较低时期的政策所带来的后遗症。提高退休年龄至与中国预期寿命相一致时将会增加劳动力供给。其次，当经济变得更为发达时，教育与技能的作用（用术语来讲就是“劳动力质量”），可增加工时。
但这些因素不能完全化解中国 劳动人口下降的基本趋势。与劳动力投入对大多数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大于TFP不同，各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递减顺序为：中间产品、资本投资、TFP，劳动力发挥着微不足道的作用。因此，由于劳动力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异常小，TFP的决定因素——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超过其他经济体。
中国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其所有的增长基本上来自于其他因素，而非劳动力投入。幸运的是，劳动力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这意味着只要效仿其他领域的正确政策，这个难题肯定能被克服。
创新与资本投资并非对立的经济发展资源
接下来谈谈不同生产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解创新与资本投资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对立经济发展资源——正如一些文学作品对此存在误读，对中国制定战略非常重要。相反，由于创新通常是新资本设备体现的事实，创新与资本投资密切相关。
创新与资本投资的密切关系，可通过近来最具影响的创新潮——美国的信息通信技术（ICT）/互联网革命明显看出。如图3所示，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 1980年美国生产率年增长率为1.2%。但2014年，美国生产率年增长率仍仅为1.2%。也即是说，34年的互联网与ICT技术发展并未提高美国生产率。数据清楚地表明，互联网与ICT 技术本身并不能提高生产率。
但也可以看出，从34年前的互联网与ICT技术创新，到2003年期间，美国生产率大幅提高，使其年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达到半个世纪来的最高水平——3.6%。这是因为用于ICT的固定投资大幅上升。美国投资占GDP比重从1991年的19.8%升至2000年的23.1%，“互联网泡沫”崩溃后则略有下降，然后在2005年达到22.9%。美国投资水平下降后，劳动生产率增速随之大幅放缓。
要从创新中获取收益，就需要体现创新的高水平资本投资。也即是说，要想取得成功，中国的创新必须伴随高水平的资本投资。
创新的两种形式
现在谈谈生产率提高的基本过程。经济基本面也决定了中国创新的形式。从基本的经济角度来看，当生产率提高时，有两种途径可以转化为竞争优势：
以更低的价格生产同样的产品；
价格保持不变，生产的产品质量更加优越。
但这些战略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定义，最发达的经济体是处在技术前沿，因此其可以引进改良性产品或者生产新产品。因为他们引进新产品，他们可以采取“价格保持不变，改善产品”的竞争战略，甚至引进“全新产品”。这一过程俗称为“产品创新”。苹果就是采用这样的战略——不是打价格战竞争，而是依靠产品的优越性取胜。
但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与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不少经济行业暂时无法弯道超车，进入全球科技前沿。因此，那种认为中国有能力将“产品创新”作为其主要的中短期政策而加以推行的观点有点不切实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采取的战略是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在质量上具有可比性的产品。这意味着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战略必须是“成本创新”，即综合利用技术、管理优势和物流能力等降低成本。这是有助于中国实现繁荣的切实可行的创新之路。幸运的是，这条创新之路是足以满足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也让中国有充足的时间追赶最高人均GDP水平。中国最成功的跨国企业基本上是采用这种战略。
中国之所以没有技术行业采用美国的产品创新战略的原因，是中国的人均GDP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的教育体系再怎么改变以鼓励“创造性”，都不会改变这一现实。只有当中国的人远GDP达到美国同样的水平时，中国基本上才能同样采用美国的产品创新战略。
用历史数据说明这一事实。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技术前沿经济体——美国的25%。这相当于日本1954年或者韩国1985年的水平。那时的日本与韩国同现在的中国一样，不再由农业人口主导，而是步入中等收入经济体。在这之后的未来数十年，日本与韩国在炼钢、造船、建筑设备和类似技术行业取得了主导地位，正如中国在这些行业已占据主导地位一样。 这些行业的成功，符合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人均GDP而言，日本和韩国实现了小康社会。但1954年的日本或者1985年的韩国由于人均GDP与美国存在巨大差距，也不能采用美国的产品创新战略，认为目前的中国能采用这一战略同样不切实际。要实现繁荣，中国就不能依赖不切实际的经济幻想，而是得遵循经济规律。
大企业的生产率高于小企业
必须注意的是，从推动创新的机构形式来看，大企业的生产率高于小企业。特别是，美国的生产率显著高于其竞争对手的一大原因便是，美国的大企业所发挥的作用更大。例如，在就业方面，美国45% 的就业机会由员工人数超过250 人的企业提供，相比之下，欧盟的这一比例只有33%。与此同时，美国非农业个体户的比例（7.5%）只略高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的一半（12.8%）。美国和欧洲在这方面的对比差异同样也出现在欧洲内部。在欧洲，中小企业（SME）是指员工人数少于250 人的企业，员工人数为0—49 人的是小企业，员工不足10 人的属于微小企业。相关数据显示，欧盟地区共有2040 万家中小企业，大企业只有43000 家。而在这些中小企业中，92% 属于微小企业。
欧洲中小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大型企业。2005 年，欧盟中小企业提供了该地区67% 的就业机会，但对经济增加值的贡献率只有58%——欧盟中小企业的生产率仅相当于欧盟平均水平的86%。该地区中小企业比例最低的国家是欧洲最成功的经济体——德国。
正如索罗维基在一篇标题不言自明的文章《大即是美》中指出：
“从整个国家经济的角度来看，小企业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驱动因素。纵观世界各国以往的记录可发现这一点。小企业雇用工人比例最高的发达国家包括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众所周知，这四个国家的经济问题对金融市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同时，小企业雇用的工人比例最低的国家，如德国、瑞典、丹麦和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
《经济学人》也在一篇标题不言自明的文章《小并不是美》中指出：
“考虑到欧元区的南部边缘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有很多小企业都非常不幸地没有获得成长。在这些国家，员工人数至少达250 人的企业对制造业贡献的工作岗位不到全国的一半，但是欧元区最强的经济体德国做到了。缺乏大型企业导致生产率低下和竞争力不足，是导致欧元区陷入危机的深层原因。为小企业提供全力支持的是那些拥有众多大企业、能够维持最高生活标准的经济体。”
《经济学人》特别针对事关中国发展的决定性问题——生产率，给出了恰如其分的结论：
“沃尔玛以低于其他街头便利店的价格出售各种优质商品。规模有助于实现专业化，进而推动创新。谷歌或丰田的工程师可以集中全部精力处理具体的问题，他们也不会被要求去修理老板的笔记本电脑。员工人数达到或超过250 人的欧洲大型制造商的生产率，比员工人数不足10 人的微小企业高30%—40%。事实已经说明，微小企业在希腊更常见，但在德国却很少见。”
如上文所述，大企业生产率更高的部分原因是，其所拥有的研发资源比小企业更多。正如索罗维基指出：
“这种相关性不是巧合。它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小企业的整体生产率不如大企业，虽然他们创造了最多的就业岗位，但他们也毁掉了大多数的工作机会，因为创业很容易，维持一个企业却很难。世界银行近来对99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会发现，大企业的生产率增长率明显较高。正如2009年的研究显示，在美国，企业规模与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特别密切。”
大企业保持较高生产率的重要原因是，他们能够为驱动创新的研发提供资金。正如索罗维基就企业规模与生产率之间的强烈正相关性指出：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大企业享有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优势。还有，大企业更能对旨在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和系统进行投资。以美国为例，大企业对研发支出的贡献率占绝大多数。”
也即是说，大企业承担推动生产率提高的巨大研发投资等等。莱文森以长期对美国生产率增长贡献最大的美国分销业为例指出：
“大西洋与太平洋茶叶公司 （ 沃尔玛崛起前美国最大的零售商 ） 投资改进其仓储交货系统，因而得以改进其存货管理，这对任何零售商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竞争对手的库存周转率为 4 个月，而该公司仅为 5 周。同样地，沃尔玛为提高供应链的效率进行了大量投资，这在相当程度上直接促成了该公司 20 世纪 90 年代生产率迅猛提高。小企业就难以用这些方法创新。”
大企业的生产率增长率远远高于小企业，美国经济的优势是其企业规模大于其竞争对手，这体现在大企业为美国带来的就业机会远远高于其竞争对手。
斯坦福大学是硅谷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
媒体上有时出现的“创新来自车库创业”的说法，不过是浪漫的神话而已。正如上文所述，实际事实是，大企业与政府投入的研发支出远超过小企业。晶体管或者激光这样的重要创新是由大企业研发出来的。同样，《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为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创新经济学教授马里亚纳•马祖卡托的经典研究著作《创业型国家》（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所写的书评指出：
“创新取决于勇往直前的企业家精神。但是甘冒最大风险并做出最大突破的并不是私营企业，而是政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了Google搜索引擎算法的研究。苹果公司的早期资助来自美国政府所属的小企业投资公司。而且，使 iPhone更加‘智能’的所有技术也是国家资助的…… 互联网，无线网络，全球定位系统，微电子，触摸屏显示器，以及最新的 SIRI 语音助手等。苹果公司将他们组合在一起，这一手干得很漂亮，但这也不过是他们收获了70年来政府始终扶持的创新的成果。”
认为初创企业来自车库的观点只不过是臆想而已，更确切地说，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不了解这些“车库”相关的巨大规模的现代研发。2010 年，全球至少有 700 万人从事科技工作，比 1995 年增加 40% 以上。2008 年，他们在科技刊物发表论文150万篇，相当于20年前的3倍多。从1990年到 2010年，美国专利局每年授予的专利数量增加了 143%。
当然， 这样的资源构成了巨大的间接生产投入。
美国硅谷的著名初创企业事实上都得益于它们与世界上最大的科研机构之一斯坦福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斯坦福大学恰是一家政府资助大学。因此，硅谷的初创企业不同于遍布全国的普通中小企业的是与斯坦福大学这个庞大的科研中心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高科技行业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小型初创企业需要紧邻大型的、通常是由政府资助的知识中心。正如佐尔坦·艾斯在其经典著作《创新与城市增长》（Innovation and the Growth of Cities）中提道：“有不同于传统经济中传统生产要素的知识的基本特征……知识提高了地理上接近的重要性。”同样地，象斯坦福大学—硅谷结合体那样的围绕大型政府资助大学形成的小型初创企业中心，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尽管它们在先进程度上也许稍逊于斯坦福大学—硅谷结合体，围绕英国剑桥大学的新兴产业集聚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关于硅谷这个最著名的个案，艾斯说：
“如有人问‘是什么因素使硅谷这样独特？’，人们通常将其归功于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硅谷和波士顿 128 公路之所以能成为商业创新和创业中心，是因为他们紧靠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当然，中国也在试图创建类似的新兴产业集聚区。
由此看来，据称起家于“车库”的初创企业并没有违背“任何事情都不会凭空发生”这一通则。正如奥德斯在《创业与经济增长》（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中指出：
“这些小型的、通常成立时间不长的企业能够获取的研发之类的科研活动投资往往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它们是怎样在这种不利情况下产生创新性成果的？是通过利用大学科研经费和大公司研发经费结出的成果。”
奥德斯等人则从理论上说明：
“在这里，机会并不被认为是外来的或他人给予的，恰恰相反，它们是内生性的，是私人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产生知识和新观念而进行的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持续努力的结果。”
或者正如乔根森与格里利谢斯研究美国生产率增长时指出：
“我们的结论是，知识的进步是微不足道的，但知识的积累正如资本积累等其他过程一样，是由同样的经济规律所支配。如果要想有所收获，必然要有所付出。”
综上所述，美国经济最具创新性的组成部分——互联网行业，并非由在车库工作的独立的个体所主导。认为创造力可替代资本投资，那只不过是浪漫的神话而已。美国互联网行业是由政府的巨大投入、诸如斯坦福大学等这样的大型研究机构所主导，美国技术创新转化为生产率增长，是取决于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美国的创新取得成功，是依据事实而非车库神话。美国成为全球科技最发达的经济体，是由于其顺应了经济规律。正迈向高收入经济体之路的中国，立须立足于创新的事实而非神话。用中国谚语来说，就是应“实事求是”，而非“从神话中寻求真理”。
附：
麦肯锡全面对比中美创新实力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了中国和美国在生物技术、医药开发、互联网软件与服务、电气设备等33个行业的创新表现，通过下面的图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在创新的优势与劣势。
从本图可以看出，中国在客户中心和效率驱动型创新方面建立了优势，但在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型创新上相对落后。本图数据由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使用了包含2万家上市公司信息的企业层面数据库计算得出。色块越靠近圆圈外围，表示该行业的创新能力越强。
制图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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